扣好第一粒扣子
北京市三起青年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 

“雍雍鸣雁，旭日始旦。”青年如旭日初升，生机勃勃，本应是奋发有为的年纪。但是，北京市东城区纪委监委近期查处的3起案件，让我们看到了3名刚步入职场不久的年轻人，面对欲望和诱惑，因私心贪欲占据上风、荣辱观发生错位、价值观出现偏差，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导致美好的青春戛然转折，令人痛惜。如今，失去自由的他们悔恨不已。

为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做深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以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本版特将这3起案例集纳刊发，警醒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切勿重蹈覆辙。

1 “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根本不考虑价格这种小事儿”

王雪，1990年出生，北京市东城区某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原出纳员。2019年3月，因涉嫌贪污罪被东城区监委留置，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2019年12月，被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走进王雪的房间，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反差。

“之前那段时间，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不停地逛，不停地买，根本不考虑价格这种小事儿。”因为钱不是靠自己辛苦工作赚来的，王雪消费起来一点也不心疼，用的东西大都是奢侈品牌，其中一件衣服价值6.4万元，一个包超过20万元。买完东西，王雪就拍照发朋友圈，在大家另类的追捧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王雪对网络游戏还有一种畸形的执着。她是一个游戏群的群主，每个月都会花3000元至5000元请其他玩家帮她升级，仅网络游戏一项，投入的钱就多达70余万元。

“在工作、生活和网络游戏中，王雪结交了大量‘出手阔绰’的朋友，养成了及时行乐、恣意挥霍的不良消费观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专案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这些不良观念的影响下，王雪进入某离退休干部休养所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想方设法侵吞、骗取公共财物，以满足日渐膨胀的消费欲望。

仅一年多的时间，王雪就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骗取公款多达720余万元，均被其个人奢侈消费、高档生活挥霍一空。而这种挥霍的“快感”，让王雪的精神世界彻底沦陷。

失效的监管，给王雪的疯狂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我自己一屋，财务室其他工作人员不会随便进入，这给了我很多机会。”正常情况下，会计应和出纳一起办公，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但是，王雪所在单位的财务管理存在漏洞，不仅让出纳王雪独自在一间办公室办公，而且其他工作环节负责人也未尽心履职，总是敷衍了事，日常监督管理严重缺失，复审复核层层失守。

“王雪通过假的银行对账单，模仿单位领导的签字，使用现金支票，把公款转移到个人的银行账户。后来，连现金支票都懒得用了，直接通过银联转账将单位账户的钱转到自己名下。”专案组工作人员介绍说，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整个单位对王雪的违法犯罪行为毫无察觉，致使其更加肆无忌惮。

“对即将面临的严重后果，王雪缺乏清醒认识，在最后一刻，她还觉得自己能够掌握局面。”专案组工作人员表示，王雪所在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对年轻干部和公职人员疏于教育，政治教育、廉洁教育和警示教育流于形式，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重缺失，压力传导出现断层。本案涉及的分管领导、相关负责人等6人已被立案追责。

2 “没能抵挡住不法利益的诱惑，毁了自己的前途”

肖一南，1991年出生，原东城区人事考试中心科员。2017年11月，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东城区监委留置，2018年7月被开除公职。2018年11月，被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2017年11月10日，北京市人事考试中心接到一名考生奇怪的要求，这个已经报名参加消防工程师考试的考生要求修改报名系统里的照片，理由是系统里的照片不是本人。

报名用的照片都是由考生本人上传至系统，按理说不应该弄错。情况蹊跷，市人事考试中心立即对考生报名情况开展调查，一桩隐藏在人事招考背后的腐败案件就此浮出水面。

“这种情况太不正常！”调查发现，在考试资格审核结束前的晚上，东城区人事考试中心集中审核确认了1000余名考生的考试资格，市人事考试中心在密切关注这些考生的同时，立即与东城区人事考试中心核对数据，经初步判断，这些考生的资格审核存在违规操作。

上千名考生涉嫌舞弊，问题非常严重。第二天一早，东城区纪委监委获知这一问题线索，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进驻区人事考试中心固定证据、开展现场调查。

迫于形势，肖一南前往东城区纪委监委投案。肖一南主要负责考务管理和资格审核相关工作，平时跟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工作期间，他还考上了在职研究生、经济师和高级工程师。但是，一名正值大好年华的年轻人，为何会一步步走向堕落？是什么原因让他原本美好的人生轨迹彻底偏航？

“就是一个心理失衡的问题。”专案组工作人员介绍说，肖一南在与培训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觉得自己工作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种落差感让他对工作有些心灰意冷。

“当时有点茫然，觉得自己在一个基层事业单位也没有什么晋升空间，就动了歪心思挣钱。”肖一南不甘于只做本职工作，他发现了一条迅速积累财富的捷径。一天，某培训中心主管张某找到肖一南，说有一些不符合考试资格的人，请他帮忙通过一下，每名考生有200元至300元的提成，肖一南动心了。

在接下来的建造师考试、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等九次国家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报名资格审核期间，肖一南违反相关规定，通过不正当手段确认了3800余名不符合报名条件人员的考试资格，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49万元。

“在这个应该好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年纪，我却没将心思用在正道上，没能抵挡住不法利益的诱惑，毁了自己的前途。”肖一南贪图享乐，胆大妄为，纪法意识淡薄，行为不计后果，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东城区人事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未有效履行主体责任，对干部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干部队伍纪律涣散，监管缺失，导致人事考试资格审核制度以及钥匙盘管理制度在日常业务工作中无人遵循，密钥不密，失管失控，代价惨痛，教训深刻。

3 “现在回想，上次看书学习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赵晶，1986年出生，原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人事干部。2019年3月，因涉嫌贪污罪被东城区纪委监委留置，同年8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9年10月，被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在负责补发退休人员工资的时候，我截留了一部分钱，打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了。”赵晶，一名30多岁的年轻干部，正是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时候，却将本该用在工作上的心思放在为己谋利上，利用职务之便，向本应补发给退休职工的补贴、抚恤金伸出了“黑手”。

“性质非常恶劣，赵晶为了私利，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选择对象，这是一种极端贪婪的心态。”东城区纪委监委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2014年7月至2019年2月，赵晶利用职务便利，截留单位退休人员企业补贴款、抚恤金，打入其个人和家属银行账户，非法占有公款共计人民币163万余元，用于其个人消费、购买理财产品等多项支出。

令人费解的是，赵晶作为人事干部，却长期从事向银行递交工资数据材料这项本该由财务人员负责的工作，但就是这样一个财务“门外汉”，却能利用单位管理漏洞，在近五年的时间内屡屡得手。

“已有财务制度和审核制度没有得到执行，监管也存在漏洞。”专案组工作人员表示，赵晶在数据制作和递交的整个过程中，相关责任人员、主管领导并未对其进行认真审核，使制度执行流于形式，也为赵晶贪污公款打开了方便之门。

“现在回想，上次看书学习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长期的不学习、不思考，让赵晶的价值观发生变异，开始盲目追求奢侈生活和物质利益带来的满足感，初心丢了，使命忘了，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责任感也都必然会丧失。而当精神家园杂草丛生，出现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等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打牌为幌子收受好处 最终一败涂地

“非常惭愧、内疚，由于忽视了党纪国法学习，滋生了侥幸、贪婪的心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2019年国庆节期间，湖南省衡阳市纪委监委留置点内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组织生活会。留置对象衡阳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运文痛哭流涕，向组织深深忏悔。

为了收钱，刘运文绞尽脑汁，企图以打牌为幌子来收受好处，虽然在牌桌上获利颇丰，但终究一败涂地，付出惨重代价。

独辟蹊径的“致富门路”

在组织的关心下，刘运文由农民成长为乡村教师、干部，历任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2012年9月任衡阳西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此时西渡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开，刘运文大权在握，贪欲也逐渐滋生。

“机会”很快就来了。2013年底，某公司老板为请刘运文帮忙尽快启动项目用地报批、征地拆迁等工作，来到刘运文家送上20万元现金。刘运文谨小慎微，面对送上门的诱惑，推托半天才收下，事后又忐忑不安，2个月后退还给该老板。

“到手的鸭子飞了”，刘运文心有不甘。看到身边的老板在项目中赚得盆满钵满，他内心又动摇了，认为不收白不收，决定捞些好处。可是，就在他前后收受10余名老板所送的200余万元礼金后，看到身边多名领导干部被查处，他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又退还老板160余万元。

几番思量后，刘运文终究抵不住诱惑，决心“独辟蹊径”，找一条安全稳定的“致富门路”。想到自己拥有打牌的“特长”，便决定以打牌为幌子来谋利。不久，刘运文打牌的“爱好”流传开来，老板们闻风而动，想方设法挤进他的牌局。

心照不宣的“牌桌交易”

2014年7月，杨某公司与西渡高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投资核心片区约15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联络感情，杨某一到周末便邀请刘运文前往长沙某豪华酒店打牌。“杨总这么多钱了还赢钱，怎么用得完啊！”几番较量双方互有输赢，刘运文感觉“不尽兴”，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暗示杨某，杨某起初未能领会。

没过多久，西渡高新区基础设施工程正式施工，西渡高新区需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配套工程款，并偿付杨某公司非建安投资3亿元的30%。长期和刘运文在牌桌上切磋，杨某逐渐发现了一条“规律”：“每次赢了刘运文的钱，工程款就会拖延甚至拒付，只有输钱给他，才能把工程款拿到手！”于是，杨某和合伙人周某商量，由周某安排专人陪刘运文打牌，并明确告知“只能输、不能赢”，输的钱由周某公司报销，一场精心策划的“牌局”就此展开。2015年12月后的每个周末，在长沙某豪华酒店，刘运文成了“赌神”，逢打必赢，每次赢一两万元，仅3个月时间就“赢”了约20万元。

打牌“尽兴”后，西渡高新区项目资金审批以及工程款支付也变得十分顺利。2015年底，西渡高新区分4次偿付了杨某公司非建安投资款共计9000万元，每完成5000万元建安工程量的配套工程款支付也分次按约如期进行。

2016年、2017年，西渡高新区核心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资金投入越来越大。即便如期收到西渡高新区支付的工程款，杨某公司资金周转仍然十分紧张。为筹集资金，杨某向刘运文提出从西渡经开投公司向信托公司融资款中借款的请求。为确保审批顺利通过，杨某故伎重演，继续组织原班人马陪刘运文打牌。2016年2月到2018年2月，刘运文两年时间在牌桌上又“赢”了约70万元。

“赢钱”赢到手软，“帮忙”自然义不容辞。2016年9月，刘运文帮杨某公司在西渡高新区拆借了4000万元。此后，刘运文还以西渡经开投名义，帮助杨某公司周转融资借款8000万元，解决了其资金周转的困难。

“满盘皆输”的惨淡下场

对于打牌“赢”来的钱，刘运文自认为合理合法，花得心安理得，一部分用于家庭开支，一部分用来花天酒地。

然而，让刘运文乐此不疲的牌局，在持续2年多后戛然而止。

2018年5月，衡阳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原支队长唐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杨某涉及此案被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刘运文得知消息后，犹如惊弓之鸟，立即向老板退还收受的红包礼金，并将一部分现金上交纪检监察机关。在杨某被解除措施后，刘运文向其打听情况，一边就打牌赌博一事串供，一边与家人统一口径隐瞒财产，还主动来到衡阳市纪委监委“汇报”，妄图逃避组织调查。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2019年5月，衡阳市纪委监委对刘运文进行纪律审查、监察调查。在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铁的证据面前，刘运文从抵触到配合，最后和盘托出。经查，刘运文严重违纪违法，涉嫌受贿犯罪和贪污犯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贪婪毁了我的事业、毁了我的家！”从家族的“骄傲”沦落成贪腐分子，刘运文的忏悔已然太迟。

破坏一方平安的“保护伞”

——重庆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原党委副书记、政委简小雨案件警示录

简小雨，男，汉族，1967年1月生，重庆涪陵人，大学文化。1983年5月参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8月，简小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2月，简小雨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9年7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案例剖析

简小雨热衷任性用权，无视肩上责任担当，出位举动让人瞠目。在永川区工作的3年半时间里，作为区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他的“懒”在干警队伍中饱受诟病。无视中央决策部署，从未对全区的扫黑除恶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从未调研扫黑除恶支队；因为“不喜欢开会”，便用“餐间会”代替局长办公会，就这样，有的时候4到5个月才开一次；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他甚至直接要求局纪委书记“板子高高举起，还要轻轻放下”。

然而，他在“贪”上面却显得分外用功。贪权位，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工作中随意辱骂下属、拍桌子、砸东西，影响极为恶劣；贪钱财，利用职权在职务调整、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权钱交易；贪享乐，个人旅行、定制高档服饰等私人开销均在单位报销。

简小雨既没有对权力的敬畏心，也缺失担当的宽肩膀。如此的“懒”和“贪”，撂荒了“责任田”，带坏了风气，污染了政治生态。在他治下，永川区公安局多名领导干部和民警违纪违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破坏了一方平安，令人痛心、发人深省！

忏悔书节选

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如警示教育片中那些官员一样接受组织审查调查。这不怨任何人，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随着职务的不断晋升、地位的不断提高，恭维的话语多了，批评的声音少了，我逐渐淡忘自己坚守的那份初心，理想信念开始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廉洁自律的防线开始渐渐松动。我志得意满，错误地把取得的成绩归结于自己的才干和努力，以有功之人自居，觉得没有人能够监督我了，自己过去辛苦了，现在可以也有条件享受、补偿一下了。于是，我逐渐在莺歌燕舞、声色犬马中迷失，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中沉沦，无法回头、越陷越深，到后来我甚至把出入高档场所、接受高档宴请看作是我这个级别的干部应有的常态；工作中，“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在我身上逐渐盛行，个人说了算、听不进反对意见；特别是到永川区任副区长、公安局长后，我变得更加狂妄自大，认为在辖区内可以只手遮天，为所欲为，谁也别想管到我。现在回想起来，正是理想信念的一步步滑坡，导致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最终无法回头。

2018年5月以来，永川区的多个涉黑涉恶团伙被查处，区公安局多名民警沦为黑恶团伙的“保护伞”。自己2013年7月至2016年11月任永川区公安局局长，对辖区内涉黑涉恶犯罪猖獗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我扭曲的政绩观是导致这一恶果的根本原因。为达到尽快调回主城任职的目的，片面追求考核结果。对于扫黑除恶工作，认为是“吃力不讨好”，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完成，而是做起了“甩手掌柜”，让分管局领导和相关警种负责人对照上级文件去随便抓一下，从不开展调研，从不对辖区内涉黑涉恶形势组织研判，甚至还经常抽调扫黑除恶警力去完成那些考核权重占比较高的工作。我盲目下达工作指标，导致基层一线办案单位和民警在查办案件时，打小不打大，打易不打难，只打击参与者，不深挖细查背后的组织者，一味追求“短、平、快”。我甚至为保住考核名次，给每个派出所查办暴力案件定“配额”，以控制发案数来减少考核扣分！

我未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导致多名民警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主要原因。我不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从不跟班子成员交心谈心，搞形式、走过场。每次民主生活会，都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想法，不愿也不敢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总是敷衍几句，草草了事，根本起不到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的作用。

我贪念之欲、侥幸心理越来越强烈，以为收受红包礼金，开假发票报账都是小事情，不像那些在城市规划建设、刑事案件上“捞大钱”一样明显，组织察觉不到，也不会认真来管这件事。于是把公家的“钱袋子”当成自己家的，借“工作经费”的名义，把单位当成“提款机”；我生活奢靡，贪图享乐，长期向下属索要大量当地的名优土特产；我甘于被老板们“围猎”，进出私人会所，接受高档宴请。我的种种违纪违法行为，在永川区公安局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

我始终不能忘记，审查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带来32年前的入党志愿书，我看着自己年轻时的照片，读着入党志愿书上的一句句话语，惭愧不已，后悔不已，现在的自己早已忘掉了入党时的初心啊！

临聘出纳竟能819次"蚂蚁搬家"挪用公款 

她，一名普通的出纳员，却因虚荣作祟，挪用公款169.3万余元；她，1993年生，乖巧、文静，正值花样年华，却将等待法律的严惩。

“三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江县科协技术协会临聘财务人员唐嘉彤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监察调查。”今年8月5日，广西柳州市三江县纪委监委通报了唐嘉彤涉嫌挪用公款严重违法事实，并于9日将其涉嫌违纪违法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唐嘉彤，出生于一个生活富足的家庭，是家中的独女，从小受到长辈的宠爱。大学时，她对身边同学的新款手机、名牌奢侈品，心生羡慕，但生活费无法满足她的欲望。于是，在虚荣心作祟下，唐嘉彤开始染指校园贷，至大学毕业前，唐嘉彤共欠了9万元。

最终，这9万元的校园贷“窟窿”被唐父为其填平。但是，刚毕业的唐嘉彤无稳定收入维持其高消费，其又在网络平台上借款，并拆东墙补西墙，以借贷来还贷，原本几千元的借款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2017年6月，唐嘉彤临聘为三江县科协出纳。面对债主的电话威胁，唐嘉彤在上班的第三天便打起了公款的主意。此时她手上正握着上一任出纳交接的出纳Ukeg、会计Ukeg及密码，而单位财务报账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更是为唐嘉彤挪用公款敞开大门。

唐嘉彤第一次挪用的资金是1万元，据她回忆，恰巧当天主要领导不在，她就打电话假借说要盖领导私章报账，顺利拿到私章并至银行办理，取到了第一笔“赃款”。“当时我是一边发抖一边录支付单”，此时唐嘉彤心里还是特别紧张，但惶惶恐恐地过了一个多月后，发现“一切太平”。

有了这次经验，唐嘉彤觉得钱来得太容易，贪念开始膨胀。她像蚂蚁搬家一样将公款挪为己用，短短2年时间，从科协和文联4个账户挪用公款共819笔，金额高达169.3万余元，平均每笔1700元左右，最疯狂的一天竟然挪用19笔款。这些公款除了偿还网络贷款外，还有几十万元用于唐嘉彤个人奢靡的生活消费。

渐渐地，单位账户被转空，以至于无法保障正常单位活动开支，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报账催促下，唐嘉彤玩起了“三十六计”。她利用修图软件制作虚假支付凭证及流水凭证，给单位领导和有业务往来的人员看，以拖延时间。在挪用单位大笔资金，导致单位账户出现“0”余额时，唐嘉彤又偷偷指使吴某某假扮成县财政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和短信告知单位领导“你单位账户上其实还是有很多钱，只是这段时间财务系统出现错误，才导致单位账户出现‘0’余额”。

即使挪空单位公款，唐嘉彤依然没有醒悟，直到接受调查，唐嘉彤才如梦初醒：“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可怕，我的虚荣心让我失去控制，那个看到钱就像失心疯的自己，我再也不想看到了。”然而这样的醒悟来的还是太迟，正值花样年华的唐嘉彤将面对法律的严惩。

唐嘉彤在追求享乐中，迷失自我，沦为欲望的“俘虏”，而监管缺失也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和反思。由于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才使得唐嘉彤有隙可乘，挪用公款屡屡得手；单位主要领导用信任代替监督，客观上为唐嘉彤违纪违法提供了便利。三江县文联、科协主要负责人，因在唐嘉彤挪用公款案中履行“一岗双责”不力，已被立案审查调查，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伪造文件违规办理职称证书 这个“办证科长”胆子太大

“如今，痛定思痛，悔恨万分，无颜面对父母，无颜面对家庭，更无颜面对原单位和同事，愧对组织培养，愧对领导信任，愧对父母教诲。每每思至家中妻子无助的双眼，思至身患先天性疾病的大女儿和年幼的小女儿，心似刀绞……”这是四川省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原科长左向平在移送司法机关前迟来的忏悔。面对镜头，他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后悔莫及。

80后、名校大学学历、省委选调生、市人社局专技科科长、引智办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拥有这些标签的左向平，本来前途充满希望，却在2018年6月29日黯然退场。这一天，经广安市纪委监委批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左向平被采取留置措施，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左向平出生在四川省蓬安县一个普通家庭，十八年前，他和众多选调生一样，胸怀大志来到广安，扎根基层，心怀民众，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很快得到组织认可。两年后，调市人社局工作。经过多年历练，2012年底，在局机关内部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中，左向平如愿当上了市人社局专技科科长。这个职位，本应是他一展抱负的起点，然而在贪欲面前，却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和仕途的终点。

2012年底，广安市建筑行业职称评审工作如期而至。就在左向平刚刚担任专技科科长不久后的一天，也是职称评审工作的关键时候，一位建筑公司的朋友邀他吃饭，在酒足饭饱之后提出了为部分未通过评审人员“想办法”的请求。喝得高兴的左向平，全然忘记了纪律规定，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通过伪造文件等方式违规为26名未通过人员办理了中级职称证书，同时也收下了这位朋友的“感谢费”2.6万元。

很快，两家建筑公司又找到左向平的一位“朋友”，要求帮忙办理18本中级职称证书，并按每本2000元的标准收取办证费用共计3.6万元。收到钱后，这位“朋友”通过左向平为这两家建筑公司伪造了18本中级职称证书和1份任职文件。2013年初，在左向平办公室领取职称证书和任职文件时，这位“朋友”将事先用信封装好的1.8万元现金送给左向平。

渐渐地，左向平的所谓“爽快”在广安建筑行业不胫而走，慢慢形成了“有困难找左向平朋友”的“潜规则”。

在左向平看来，能为朋友办事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讲哥们义气的表现。他认为，在领导的位置上坐不了一辈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乎，凡是“朋友”有求于他的事情，他都有求必应。

2014年下半年，因住建部门要求各建筑企业资质就位，造成各建筑企业急需大批中级职称证书，但由于按正规途径向市人社局申报中级职称证书通过率较低，因此左向平多年的朋友、某建筑公司黄某找到左向平帮忙办理一批中级职称证书，并许诺事成后会感谢左向平。2014至2016年，短短三年时间内，左向平先后分5批次为黄某违规办理了职称证书508本，收受贿赂99.25万元。2017年，因其为某公司办理的9个职称证书被发现无法使用，他还退还了9个证书费用1.8万元给黄某。

2012年至2017年，左向平在担任市人社局专技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办理职称证书共计1533本，非法收受财物224.85万元。平均下来，除节假日外，他在任专技科长的五年时间里，几乎每天为他人办证1本，进账2000元。

2018年8月，左向平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19年4月，左向平因犯受贿罪，被武胜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万元。

在贪欲中迷失“优秀教师”走进铁窗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十多个月的焦虑，终于等来了今天的结果，此时的内心反而安定了下来，有的只是无尽的忏悔，我服从判决，不上诉。”2019年8月7日下午，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杨春挪用公款、受贿案公开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曾经的“优秀教师”“骨干教师”

1985年，杨春站上三尺讲台，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先后在畜牧场中心小学、县实验小学工作，历任教师、年级主任、教科室副主任。在同事眼中，他一直是“踏实、勤奋、友善”，也是县教育系统人尽皆知的老实人，从教20年，凭借刻苦钻研、踏实肯干的劲头，杨春多次获得“骨干教师”“优秀教师”“明星教师”“优课评选一等奖”等荣誉。2005年，靠着自己的努力，他从一线教师转型成为一名教研员。

留置期间，杨春回忆，刚成为教研员的时候，他也是雄心壮志，干劲十足，蹲点调研、跑片学习一样不落，多次深入教学一线，指导教学工作，为全县小学培养了多名优秀语文教师，这些优秀教师很多也都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随着名声与社会地位的转变，各种邀请也纷至沓来，有到学校作讲座的，有给年轻教师评课的，有进行教学指导的。慢慢的，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各种奉承中开始飘飘然，逐渐放松了自律，变得计较个人得失。

2010年，杨春在南京参加活动时认识了朱某，朱某是南京凤凰母语研究所发行的《七彩语文》杂志在泗洪地区征订工作的负责人，杨春帮朱某引荐了县乡7所小学的校长，并利用教研员的身份向几位校长宣传《七彩语文》杂志，使得该县7所小学顺利征订了该杂志。朱某为了表示感激，先后7次共计送了4.5万元现金给他，他都“一一笑纳”。

2016年，某镇中心小学副校长杨某，先后两次请杨春为其家属陈某送教下乡、到市里上示范课进行指导和帮助，杨春也爽快地答应了，他认为这是自己作为教研员的分内工作。在杨春的指导下，陈某的两次课都上得很成功，也拿到了相关的示范课证书。事后，杨某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分两次将2000元超市购物卡交给他，他收得“心安理得”。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春发现，教研员这个身份带给他的不止是尊严和荣誉，还有意想不到的“商机”，只要自己还是教研员，“商机”就会源源不断。同样的“套路”，他3次“笑纳”了城区某小学副校长韩某的“感谢费”3000元超市购物卡。

此时的杨春，已经渐渐开始模糊教研员的定位，分不清界限，抵制不住诱惑，开始偏离轨道。

在贪欲中迷失了自我

随着角色转换，杨春身居的地位、交往的群体、工作的对象、研究的内容，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履行教研员职责的过程中，有了更多与权和钱打交道的机会。

2010年，“现代与经典”培训机构负责人陈某向县教育局教研室发送邀请函，杨春主动和陈某取得联系，并在联系过程中商谈好组织老师参加培训活动优惠的比例。杨春以教研员的身份向全县小学组业务校长下发“现代与经典”培训通知，陈某根据泗洪地区参加培训的人数给其“好处费”。2010年至2018年，杨春共收到陈某的“好处费”10余万元。

“我也知道他们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如果我不是教研员，没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不会找到我，那我既然付出了‘劳动’，拿一点报酬也不为过。”

就这样，杨春多次把教研员的职权当成自己敛财的“法宝”，在一点一滴的“默契”中丢失了自我，走向深渊。

家风不正成为自己走进铁窗的“帮凶”

家风不正，祸患不远，不良家风成了杨春走上不归路的“帮凶”。

7年前，杨春的儿子杨某退伍回家无所事事，前前后后四五份工作均不如其所愿，不是嫌脏就是嫌累，要么就是工资低。母亲程某竟也跟着帮腔，袒护孩子，就这样，杨某养成了追求金钱、依赖父母、坐享其成的不良习惯。

2012年10月，杨某在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5万元，用于农桥工程投资，贷款期限为两年。到期后，杨某本息无归，无力偿还，杨春第一个想到的“救星”竟然是《阅读》杂志款。

2014年至2016年，杨春担任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泗洪地区《阅读》杂志通联员期间，全县所有征订《阅读》杂志的学校杂志款都由其收取、保管。杨春将杂志款保管在自己的银行卡上，并由其统一打给江苏教育报刊总社。2014年9月，杨春挪用了《阅读》杂志款25万余元用于偿还儿子杨某的银行贷款及利息。

“当时我也没多想，就是拿来救个急，贷款还了再还回来，而且我一直以为账户是我个人申请的，和单位无关，可以随意从卡上支配，只要我按时把钱款汇过去就可以了。谁知道一笔一笔，越来越多，洞越来越大，如果在家人最初动钱的时候，能够坚守，我也不会错这么离谱。”杨春忏悔道。

2015年12月，杨某再次从农商行贷款20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贷款到期后杨某仍无力偿还。2016年11月，杨春挪用《阅读》杂志款11万元转账到杨某的账户，杨某归还了部分借款，部分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并未用于归还贷款，之后这11万元也未归还。

“这张卡很快就成了家里的‘提款机’，儿子需要用钱，老婆需要用钱，都可以从这张卡上直接提取。大账小账进出太多，到最后，有的进出账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钱，我真是到了肆意妄为的地步。”留置期间，杨春悔不当初。

在关键的时候，家人没有及时阻止，反而变本加厉，成为了杨春腐败的“帮凶”，直至接受调查，杨春仍有18万元欠款尚未归还。

在接受审查期间，杨春对自己一路走来所犯的错误深刻忏悔。因其具有自首情节，并在审查调查期间能够如实交代，真心悔罪，积极退赃，泗洪县纪委监委依纪依法，提请司法机关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理。

从“优秀教师”腐化成“阶下囚”，杨春的案例不禁让人警醒、惋惜，本应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但他为了一己私利，失守底线，以身试法。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只有守住清廉才能站得直、行得正，任何形式的贪腐必将“引火自焚”。

党外不是“例外” 违法必受严惩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作为在人大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我对法律不知敬畏，多次侵占老百姓的利益。我愿意接受处理并认罪悔罪。”法庭上，吉林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革四平市委原委员杨静几度哽咽、追悔莫及。

2018年12月29日，杨静因犯职务侵占罪、行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自认为“党外干部不受党纪约束，出了事组织也许会网开一面”

2018年3月30日，杨静接受监察调查的消息一经发布，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个在人大机关工作了8年的领导干部，本应作知法守法的楷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缘何沦为违法犯罪的反面典型？

大学毕业后，杨静被分配到双辽市林业局工作。凭着突出的工作业绩，年仅39岁的她便被任命为市林业局副局长，负责全市退耕还林工作。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扩大，逢年过节总有人送红包、赠礼金。杨静从最初的拒绝，到后来在半推半就中接受，底线渐渐失守。

杨静在加入民革，并担任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平市人大常委等职务后，不仅没有更好地利用手中权力为人民服务，反而背离了初心使命、抛弃了职责担当，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杨静也曾有过一丝恐惧。然而，“党外干部不受党纪约束，出了事组织上也许会网开一面”的想法，却犹如一针麻醉剂，让她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对象扩展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杨静成为四平市监委成立以来，首例被留置的非中共党员的国家公职人员。

杨静受到法律的惩处完全是咎由自取。她以自身的惨痛教训诠释了一个道理：反腐败没有“盲区”，党外不是“例外”。任何领导干部只要走上背离人民的道路，终将自食其果，受到法律严惩。

讲义气、重感情的“老大姐”利用职权大肆捞取好处

在当地一些基层干部的眼中，杨静是讲义气、重感情的“老大姐”——她会动用手中权力帮助他们。同样，当杨静有“难处”的时候，这些人也会“挺身而出”帮助她。

经查，2007年，时任双辽市林业局副局长的杨静找到时任吉兴村党支部书记赵品青（已故），在未缴纳任何费用、未签订任何协议、未办理任何手续的前提下，先后索要9块共计284亩集体机动地用来栽植树木。2010年至2013年，杨静利用职务影响，先后用其亲属和朋友名字，以伪造退耕还林合同的方式，为其在吉兴村违法获得的林地办理了林权证，并全部违规纳入退耕还林指标。为此，杨静先后获得退耕还林补贴款23.26万元。

2013年下半年，杨静得知自己在吉兴村的林地将被双辽市工业园区征占后，找到时任双辽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某（另案处理），就补偿问题进行商量。在张某的帮助下，杨静以朋友和弟媳名义，先后获得485万元的征地补偿款。杨静送给张某10万元作为答谢，并为时任吉兴村党支部书记赵品德（另案处理）购买了价值8.03万元的欧米茄手表一块。

在双辽市工业园区征地过程中，吉兴村有部分群众上访，反映非吉兴村村民获得征地补偿款。杨静和赵品德商议后，决定用吉兴村村民赵某、冯某为她在吉兴村的被征占林地顶名，并签订虚假的《林地转让合同书》。2014年，赵品德以赵某、冯某名义，先后领取征地补偿款229.26万元，并分多次以现金形式转交给杨静。杨静按照约定支付给赵某、冯某36万元后，将其余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及为家人购买奢侈品。

“对于一些党内文件，我一目十行，看过就丢弃”

“我把违纪款都上缴了，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留置期间，杨静经常这样问办案人员，其法律意识之淡薄可见一斑。

作为人大机关的领导干部，杨静本应知法、学法、用法、敬法，而她却恰恰相反。在赵品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杨静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她不仅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心存侥幸，多次安排张某为其打探相关案情。

回顾自己一步步走入犯罪深渊的过程，杨静总结出一个重要原因：自己总以党外干部自居，而忽视学习。她忏悔道：“单位组织的各种主题党日活动和各类警示教育活动，我以不是中共党员为由而拒绝参加；对于一些党内文件，我一目十行，看过就丢弃；党纪条规、法律法规更是放在书架上束之高阁。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后，我把上级组织的学习培训，当成放松休闲的大好机会。”因日常学习流于形式，导致杨静对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认识非常肤浅，思想上没有是非界限，心理上没有敬畏戒惧，行动上脱轨越界。

杨静案警示我们：无论党内党外干部，都必须坚持终身学习、入脑入心，严格遵纪守法，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试法，否则必将付出沉痛的代价。

总想跟组织说清楚 但总有一种侥幸心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我也是曾经有着26年党龄和32年工龄的公务员和干部，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群众的事情……”2018年10月30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秀洲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区委、区政府原正科级信访督查专员陈建祥涉嫌受贿案，陈建祥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经查，2009年至2017年，陈建祥在先后担任秀洲区油车港镇党委书记、新塍镇党委书记，秀洲区政府党组成员及区委区政府信访督查专员等职务期间，单独或伙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其中陈建祥个人实得人民币124万元。

2018年12月14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陈建祥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六十万元；扣押在案的贿赂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我比较喜欢抽烟喝酒，对于老板送的烟酒总是收受的多，拒绝的少。”

陈建祥出生于1966年，20岁时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31岁时担任了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三年后出任秀洲区王江泾派出所所长。2008年11月，不到42周岁的陈建祥走上了让人羡慕的秀洲区油车港镇党委书记的领导岗位。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本应明辨事理一心一意为当地谋发展的陈建祥却抵挡不住外物的迷惑。经查，2013年至2017年期间，陈建祥多次收受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的烟、酒以及消费卡，折合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

“总想跟组织上说清楚，但总有一种侥幸心理，心想自己的事情组织上不会发现，拿点烟酒总感觉很正常，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情况，钱嘛，送的人和我之间也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总好像不会有什么意外。”陈建祥在接受审查调查时表示。正是这种侥幸心理，让陈建祥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我没有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对党不忠诚。”

2016年9月，陈建祥调任秀洲区政府党组成员、区委区政府信访督查专员。当年年底，某公司老板柴某与陈建祥商量成立一家电子商务公司。2017年1月，以柴某、王某以及陈建祥女儿为股东的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至案发时实际出资额为230万元。根据协议，陈建祥女儿出资20万元、占20%股份。

对这一投入和占股比例明显不符的行为，陈建祥与柴某商量，以人才股的形式增加其女儿13.3%的股份，并签订了《股份协议书》，以此妄图掩盖柴某送给陈建祥股权的事实。

2017年3月，他在填写《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先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的“注册资本”一栏内填了600万元，但之后想想这个股权比例不对，怕组织上查出来，又把注册资金改成了100万元，这样他女儿占20%股份就和实际出资相符了。2018年，陈建祥也没有对该事项进行更正，勾选的是“无变化”。

“当时我想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那时我有两种心态，一是贪便宜；另一个反正我也不拿他现金，也没有拿回家，总感觉有一种侥幸的心态。通过党纪法规教育，我认识到钱虽然没有到我口袋，但我是以我女儿的名义在运作，没有全部按比例出资，也是一种利益输送。”

“我贪图私利，将手中的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

纪律的底线一旦失守，法律的底线也必将溃堤决坝。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干部、群众眼里能力很强、工作很“拼”的“陈书记”，却在担任油车港镇党委书记仅仅六个月后，便将贪婪的手伸向了经济薄弱村的工程补助款。

2008年，秀洲区油车港镇杨溪村开始实施高标准鱼塘改造项目，该项目是秀洲区列入省政府“百万亩生态型水产养殖塘标准化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860余万元，实际投资近760万元，其中350余万元是省、市、区三级财政的补助。

2009年初的一天，时任油车港镇农技中心主任的周惠华（另案处理）在向陈建祥汇报工作时，希望陈建祥在杨溪村高标准鱼塘改造项目上多支持，如果个人资金有需要，他会去想办法操作，会从村里去弄些钱。对此心领神会的陈建祥，向镇里有关人员打招呼，指示凡是涉及杨溪村的补助资金要及时下拨，不要拖欠。为了感谢陈建祥的支持和关照，在周惠华的操作下，时任杨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杨溪村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周明华（另案处理）先后两次给周惠华、陈建祥送去了现金50万元，其中陈建祥个人实得24万元。

“我没有正确处理好亲、清的关系，收受他们的钱财，其实这也是一种交易。”

“作为党委主要负责人，对经济工作我应该是一直抓着手里的，所以对镇上企业、新招商引进的企业，只要在推进过程中，只要他们找到我，我都会竭尽全力帮忙协调。”但如何在同企业交往中如何做到既“亲”又“清”，自觉抵制诱惑，克己慎行，成了陈建祥面前一道未能迈过去的坎。

到油车港镇赴任后，陈建祥接手了油车港镇政府与某外商开发麟湖新城项目的洽谈。在洽谈过程中，陈建祥与外商代表蒋某渐渐熟悉起来。为了加快开发建设麟湖新城，2009年，油车港镇下属国资公司与该外商共同投资成立了某建设开发公司。根据开发协议，油车港镇主要负责农户拆迁安置、土地征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项目开发规划等。

2010年12月，该公司召开董事会。在会上，陈建祥表态会加大拆迁力度，加快土地供应。对此，外方感到满意。为了感谢陈建祥对项目的支持，会后蒋某来到陈建祥的办公室，将事先准备好的10万元现金送给了陈建祥，陈建祥客气了一下欣然接受。在随后的具体实施中，为请陈建祥帮忙解决项目遇到的拆迁、规划等方面的问题，2011年3月，蒋某又给陈建祥送上了10万元现金。

2012年11月，陈建祥调任秀洲区新塍镇党委书记。为了能和企业老板打成一片，陈建祥不仅经常组织商会会员企业老板到外地学习考察，而且经常与老板一起吃饭喝酒。2014年下半年，因为偶然机会，张某得到了陈建祥的信任，张某的公司也被列入了新塍镇承接拆迁工程的入围企业。随后几年，张某在新塍镇承接了大量的拆迁、拆违工程。张某也“投桃报李”，为了感谢陈建祥对自己在承揽拆迁、动迁业务、拆迁工程款结算、企业经营发展等方面的关照和帮助，先后四次送给陈建祥现金共计20万元。

“我这个教训不是一点点，那是类似于‘血’的教训。”

回首过去，陈建祥确实也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他在公安队伍里的17年，先后10多次受到嘉奖、两次荣立三等功，并被省公安厅评为优秀人民警察。

那是1994年的5月，时任新篁派出所副所长的陈建祥在一次缉捕杀人犯的行动中主动请战，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临危不惧，英勇顽强，头部负伤后仍战斗在前，最终缉捕小组将负隅顽抗的杀人犯当场击毙。1999年11月的一天，嘉兴市区越秀桥上有一女子跳河自尽。时任巡特警大队大队长陈建祥接到报警后急奔出事地点，不顾湍急、寒冷的河水，跳入河中，奋力救起了落水者。

从意气风发的警界英豪、领导干部沦为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阶下囚，陈建祥案给人的教训是深刻的。正如他自己在悔过书中所写的：首先是贪求权力，在工作中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其次是贪图私利，将手中的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从烟酒开始，到大额现金，有来无回；第三是贪图享受，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是名领导干部，把遵纪守法作表率忘得一干二净，腐朽的思想装满了脑海。直到此时的陈建祥才感觉到了失去自由的可怕。

2018年8月20日，陈建祥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终止其区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同日，陈建祥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工资表里的“百万蛀虫”

“您好！这是工商银行。注意到这个月贵校工资代发放系统中，有人有5笔共6万多元的工资收入，特提醒。”2019年12月5日，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财务处叶处长收到工商银行的提醒电话后大吃一惊。这也揭开了学校会计谢屾贪污的内幕。

谢屾，男，1986年3月出生，2009年7月会计专业毕业的他被录用为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会计，负责全校教职工工资发放工作。

2019年12月9日，河南省纪委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对谢屾进行谈话。在确认谢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后，经指定管辖，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监委当晚依法对谢屾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小漏洞打开贪欲的“潘多拉”魔盒

被留置后，在扎实的证据面前，谢屾主动配合调查工作，坦白了自己非法占有公款的问题。

那么，他怎么会想到在工资表上动手脚呢？这还要从谢屾无意间发现的一个财务漏洞说起。

2014年4月的一天，他将领导审批过的工资表内数据导入银行代发数据模板时，发现银行代发数据模板中，实发工资合计数小于审批过的工资表实发工资总数。“实发工资总数应该等于应发工资总数减去‘五险一金’的合计数，数据不一致，肯定是有地方算错了。”作为财务人员，谢屾本应该在发现问题后予以修正，可他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经重新计算，他发现学校工资发放表内在职人员扣缴个人所得税一栏算错了，少合算了几千块钱。他决定将错就错，将多出的几千块钱在银行代发数据模板表内直接加到自己的实发工资上。

从2014年4月开始，谢屾把在职教职工应上缴的个人所得税数额多次进行篡改。仅此一项，他累计贪污127万多元。

贪念驱使黑手伸向公积金、养老钱

不满足于每个月不劳而获几千块钱的谢屾欲壑难填，他把手伸向了新调入人员的公积金。

学校新进教职工从调入到手续办好，一般需要几个月到一年时间。这期间，学校一般会先替新调入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待工资手续办好后，再将之前垫付的钱从工资里扣除。谢屾便把黑手伸向了这本应扣除后返还学校的钱。

谢屾在银行代发数据模板中把应扣除的钱又直接加到自己的实发工资上，这样，本应扣回学校的钱，又到了他的工资账户。他以此方式共贪污58万多元。

很快，“熟能生巧”的他将目标对准了学校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和补贴。

离退休人员离开学校后，跟学校联系少，沟通也少，年底的奖金、补贴等，他们可能不怎么清楚。谢屾认为，动这些钱更不容易被发现。他在离退休人员银行代发工资数据模板中，直接将姓名和银行卡号改为自己的，这些钱又发到了他的工资卡上。

连续得手没有被发现，让他变得更加肆意妄为。2018年11月，他一次性将26人共计30多万元的养老金分4笔直接发到了自己工资卡上。

经审计，2014年至2019年，谢屾共篡改200多人次的工资数据，累计贪污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公积金、养老金等款项近300万元。

工资表里的“百万蛀虫”被严惩

“感觉自己像吸毒一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谢屾说，自己之所以这么贪婪主要是因为玩物丧志。

据审查调查人员介绍，他将贪污的大部分款项用于购买模型玩具和充值游戏，购买最贵的一个模型玩具达3.5万元。

“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原则，不做假账”是对财务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要求。然而所谓的嗜好驱使和贪念驱动，却让谢屾一次次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用断送个人前途命运和牺牲家庭幸福的代价，把“玩具总动员”变成了自己人生的“滑铁卢”。2020年1月6日，谢屾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月13日，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

“谢屾案件教训深刻，背后暴露出的监督盲点和制度漏洞发人深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案警示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财务法规，强化监督制约，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党风廉政教育，健全完善财务制度，从源头上堵塞财务漏洞。

我以为不是党员不需要学这些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不守规矩，哪有幸福的日子可过。”浙江省淳安县浪川乡原副乡长郑飞在忏悔书里写道。这也是郑飞被留置后，他女儿通过淳安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给他的话，希望爸爸能真心悔过，出来后重新开始，做个守规矩的人。

郑飞，男，无党派人士，淳安县浪川乡原副乡长，曾任淳安县城市管理综合监察大队城西副中队长、督查科副科长、副大队长等职务。2019年6月，因涉嫌职务犯罪，郑飞被淳安县监委留置，9月被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12月，郑飞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心存贪婪陷泥潭

　“我哪像公职人员，简直就是一个小丑，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郑飞在忏悔书中如此评价自己。

1975年，郑飞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为了营生在千岛湖镇开了个小饭店。“那时追求的是铁饭碗，开店做生意很让人看不起，说话声音都要比别人小一点。”

“这段经历给郑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一直有着‘能比别人说话声音更大一点’的想法。”据调查人员介绍，郑飞进入城管监察大队后，作风强硬，敢打敢拼，从一名普通职工，逐渐成为小组长、副科长、副大队长，并开始负责部分城市管理相关建设工程项目。

随着手中权力慢慢变大，郑飞成了诸多商人“围猎”的对象。本就不够坚定的内心，在出手阔绰的商人面前逐渐失衡，朝着追求利益方向倾斜。面对阿谀奉承的优越感和对商人生活的崇拜感，郑飞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被内心对金钱和利益的贪欲逐渐吞噬。平日里的服务对象变成了勾肩搭背的“江湖兄弟”，正常的业务往来演变成了“利益团体”，手中的权力也成了他贪财敛财的“变现工具”。与他关系最好的章某、管某正是盯准了他对金钱贪婪“软肋”，乘虚而入迅速形成了利益小团体。随后，郑飞利用职务之便，为章某、管某大开方便之门，并合伙承揽园林绿化、城建设施等工程，从中渔利近百万元用于购置高档轿车、境外旅游等高档消费。至此，郑飞在对金钱贪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巧立名目索贿赂

“我当时就吓了一跳，把钱扔在柜子里一直没敢动。”郑飞在接受审查调查时谈到自己第一次收取好处费的心态。

2009年，郑飞利用负责监管某渣土消纳场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唐某在该消纳场经营过程中获取利益，唐某给他3万元“好处费”以表感谢。面对相当于自己大半年的工资收入，郑飞在犹豫了半年之后，揽入囊中，据为己有。

尝到这种不义之财的“甜头”后，郑飞欲望的闸门彻底打开。从最初的战战兢兢，到后来的堂而皇之，郑飞把手中的权力当做撬取利益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大发不义之财。在任职县城管监察大队期间，他便开始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处费。担任浪川乡副乡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凡是经手的项目都要“雁过留毛”，甚至把高档烟酒作为办事收受好处的标配。

不仅如此，对于“悟性差”的单位，郑飞会通过旁敲侧击的形式进行暗示。更有甚者，他还会巧立名目强行索贿。

2017年，郑飞利用分管水利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成功承接了工程材料供应业务。为表感谢，该公司送给郑飞了2万元红包，并请他一起吃饭打牌娱乐。因为在打牌时输了1万余元，郑飞便在工程结算付款时，以“审计费”的名义强行扣留2万元。同时，还提出了“让利点”“借款”等等各类借口，费尽心机索取“好处费”。

不仅如此，他还在公款上打起了主意，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工程量、误工费等，套取乡财政资金，用于个人购买香烟、请客吃饭。

心无敬畏坠深渊

“我以为我不是党员，不需要学这些。”在被审查调查人员问及“县里开展这么多次警示教育学习活动，你当时就没有什么触动？”时郑飞面露羞愧地说。

党的十九大以来，正风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面对如此鲜明的正风反腐态势，郑飞依旧视而不见，不收敛、不收手，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把组织的苦口婆心当“耳旁风”，我行我素。十九大之后，他依旧频繁收受、索取礼品礼卡，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全然抛之脑后。2009年至2019年，郑飞先后数十次向多人收受、索取财物，其中80%发生在十九大之后。“侵欲无厌，规求无度。”领导干部手握权力，更该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郑飞却受俘于贪欲，为了一己之利追逐利益，最终越过红线，走上了违法的不归路。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要求，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郑飞一案正是工程建设及涉农资金等重点领域腐败的典型案例，公权变现，利益勾结。”淳安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徐恒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此，我们一方面将推进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做到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同时增强监管力度，倒逼制度执行，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尤其针对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强化党性修养和底线思维，不断巩固红线意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祎鑫 ）

贩卖医药数据 暗做药代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父母年事已高，我却不能膝下尽孝；孩子尚年幼，我却无法伴其左右；妻子瘦小文弱，我却不能为其分忧。痛彻心扉，得不偿失啊。”这是浙江省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财迷心窍，以身破纪、以身试法付出惨痛代价后的幡然悔悟。

2020年1月14日，桐庐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王晓俊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4万元，对王晓俊犯罪所得赃款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组团盗取、售卖数据，他拼起了“统方”版图

1998年学校一毕业，王晓俊进入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工作，从编外人员到正式员工，这一干就是21年。工作之初，王晓俊也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他的思想却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说：“那时候工作压力大、强度高，经常上夜班。看到个别医生明里暗里拿着两份收入买房买车，心里就产生了不平衡，想找个途径赚点钱。”

2009年，县第一人民医院搬入新院区，王晓俊被调入药库，做起了药品采购员。掌握用药信息、新药进院初核及日常采购权力的他，成为了医药销售人员眼中的“香饽饽”。但他不满足医药销售人员送的“小恩小惠”，而是一门心思想着赚“大钱”。“还在老院区的时候，我就耳闻医院信息科有人在用‘统方’数据赚钱，而且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什么事。我就觉得别人可以这样赚钱，自己也可以。”就这样，王晓俊把目光投向了贩卖医院“统方”数据。

所谓“统方”数据，就是医生处方用药量的数据统计。医药销售人员依据“统方”数据向医务人员发放药品回扣，制定营销策略。因此，“统方”数据被一些医药销售人员视如“珍宝”。2010年，瞅准“商机”的王晓俊找到了相熟的县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蒲某某，共商发财大计。两人一拍即合，约定由蒲某某利用工作便利收集“统方”数据，王晓俊负责售卖，所得好处两人均分。

第一笔“统方”好处费到账后，王晓俊又打起了“小算盘”。他觉得一家医院的利润空间毕竟有限，长久之计是扩大“统方”版图，把其他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统方”数据收入囊中。打定主意后，王晓俊故技重施，分别和县中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雷某某、县卫健局信息科工作人员李某某结成利益同盟，利用雷某某、李某某职务便利，非法收集并售卖“统方”数据。

一心想把“生意”做大做强的王晓俊，甚至指使其表弟金某某，多次入侵县第一人民医院计算机信息系统，破解处方药品统计权限，非法获取相关处方药品信息数据进行售卖。

直至案发，王晓俊非法获取的“统方”数据覆盖桐庐10余家公立医院（卫生院），涵盖药品种类达数百种，王晓俊和他的同伙们赚得盆满钵满。据调查，2010年至2019年王晓俊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药品销售人员送予的“统方”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31.02万元。

精心布局，幕后操盘，他做起了“药代”生意

贪欲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便一发不可收拾。财迷心窍的王晓俊被欲望拖着一路狂奔。

2012年，在药品采购岗位深耕多年的王晓俊对药品采购操作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且与众多药商接触密切，这让他萌发出做药品销售代理的念头。但是作为公职人员，他不方便抛头露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想瞌睡，很快就有人送来了枕头。一次家居装修，让他结识了做橱柜生意的潘某某。在推杯换盏中，王晓俊提出做药品销售代理的想法，潘某某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拍即合之下，两人便开始默契配合，潘某某在台前操作，王晓俊躲在幕后遥控指挥。

“最初，尝试性选了一两种药品，我们很顺利把药开发进了医院，药品省代也很快把费用给了我。一次成功的尝试消除了我之前的种种顾虑，也大大激发继续做药代的兴趣和信心。”就这样，两个人里应外合，成功将几十种药品打入县第一人民医院，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至案发，两人共同收受医药销售人员给的药品回扣共计人民币1019万余元。

“‘徐奇’是谁，和你是什么关系？”办案初期，一个神秘人物“徐奇”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多次与药商、药企联系，很多结算款都打进了“徐奇”的银行账户，而涉案药企销售人员都不知道“王晓俊”是谁。面对办案人员的连环讯问，王晓俊如实供述了自己冒用他人名义做医药销售代理的事实。

原来，为了规避风险，王晓俊行事极为谨慎隐蔽，在早些年就精心布局，下了很大一盘棋。据办案人员介绍，王晓俊的绝大多数违法行为在外人看来都不是由其本人所为，他从来“不亲自出面、不直接经手”，而是一直冒用“徐奇”身份与医药公司、医药代表联系，所有结算款均直接打到“徐奇”银行卡上。王晓俊这种金蝉脱壳的作案手法自以为高明，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狡兔三窟终是作茧自缚。

铤而走险，怆惶出逃，最终身陷囹圄

很多医院同事评价王晓俊“脑子很灵光，人很聪明”，可惜这种聪明用错了地方：工作20余年不思进取，至今仍是药学初级职称“药剂士”身份，但在敛取不义之财道路上却不撞南墙不回头。

在县第一人民医院担任采购员期间，王晓俊多次收受医药销售人员送予的礼金礼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当接受办案人员讯问时，他笑嘻嘻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中央八项规定，说白了就是法盲，啥也不知道。”

2019年3月开始，桐庐县纪委监委先后对县医疗卫生系统多名工作人员涉嫌受贿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查处力度的加大，让王晓俊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逃脱惩处，他和潘某某等人订立“攻守同盟”，以他人名义大量购买新手机和新号码进行联系。看到县第二人民医院王某某因出售“统方”数据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他立即教唆同伙雷某某销毁一切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材料、电脑硬盘等证据。

“本以为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以为自己的障眼法可以瞒天过海，以为药商和自己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不会指认自己，却没想到最后都是一场空。”2019年4月，王晓俊预感不妙，谎称“温州舅舅”出车祸向单位请假，三天后又编造“温州舅舅”车祸去世理由向单位续假，这之后就失去了联系。其实王晓俊并未到访“温州舅舅”家，而是在同学帮助下，6天5晚辗转杭州多个区县。在这期间，王晓俊为逃避调查人员抓捕，换乘4辆轿车，携带25部手机，频繁更换手机及号码，为躲避路边摄像头拍摄，专门在途中监控盲区下车……

一系列反调查的举动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再狡猾的狐狸终究斗不过好猎手。在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王晓俊最终落网。当办案人员拉开黑色本田车门时，王晓俊正蜷缩着身体躲藏在车辆后排座位上，手中抱着一只装满钱的蓝色旅行箱。办案人员的到来让他始料未及，惊慌失措，其随身携带的280余万元现金也被当场缴获。

“逃跑的那几天，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度日如年’。看到任何一个陌生电话，都会让我心惊胆战，觉得那就是纪委打来的电话。晚上更是久久不能入睡。我多年不抽烟的，那几天也抽上了。实在是饿了，也是草草吃上几口完事。”面对调查人员，王晓俊说道。

“今天是我40周岁生日，没想到却是在这里度过，心里很不是滋味。追悔莫及啊，对不起妻子孩子，我的事把全家搞得天翻地覆。”四十不惑，本是事业发展黄金期和赡老抚幼的重要阶段，王晓俊却因为财迷心窍走上了不归路，让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翻看着妻子专门叠成心形的家信，王晓俊数度哽咽：“没办法，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尝。

集体资金为何频频转入村会计个人存折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自从将村集体账户上的钱转入会计个人存折上，用起来很方便，第一次借给一位工程老板，短短20多天，就得了3600元利息，让我尝到了甜头，一些需要周转资金的老板也不停找上门来，他们常给我送些烟酒……”谈话室内，在向调查人员谈起挪用第一笔资金后的心理时，江苏省滨海县界牌镇三坝村原支部书记赵伍军低下了头。

2019年9月27日，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赵伍军、周廷干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赵伍军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3600元，滨海县监察委予以没收。

今年3月，滨海县审计局向该县纪委监委移送了关于该县界牌镇三坝村党支部书记赵伍军、会计周廷干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线索，引起该县纪委监委的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对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当天晚上，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四室主任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就如何开展初核问题反复讨论，制定了详细的初核方案。

“从2014年9月17日至2017年1月15日，界牌镇三坝村集体账户上的1500万元先后被多次转出，资金为什么被转出？转到哪儿？”面对银行流水反映出的异常现象，调查组同志当机立断，对村支部书记赵伍军和村会计周廷干同时展开调查谈话，重点以村会计周廷干为突破口。

“请你回想一下，你个人账户上这3次大额资金转出是做什么用的？一次20万元、一次50万元、一次30万元。”　“用于发放群众补偿款，账上都有发放明细的。

”周廷干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面对工作人员的问话，会计周廷干最初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将集体账户上的资金转存到我个人存折上，这样方便群众取款，听上去似乎也有道理……

“好啊，你将账本拿来看看。”

　待真要查看账册时，周廷干磨磨蹭蹭、迟迟拿不出来。

“别去拿了，发给群众的钱怎么不久又转回来了，这符合常理吗？究竟怎么回事？请你如实回答。”面对调查人员的问话，周廷干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随着调查的深入，赵伍军、周廷干的笔录也与“借款”老板的证言得到一一印证。一起村干部合伙挪用集体资金的腐败案件渐渐浮出水面。

　在证据和证言面前，赵伍军、周廷干再也无法狡辩，交代了挪用村集体资金的犯罪事实。

原来，早在2014年，因海港大道、征地拆迁等补偿资金陆续进入村集体账户，最多时达1500万元。时任村支部书记赵伍军就动起了歪脑筋，安排会计周廷干以个人名义开设账户，并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上，为他们下一步动用资金做足准备。

2015年1月16日，赵伍军与周廷干商量，由周廷干从私设的个人账户上取出20万元的集体资金，以月息2分借给工程老板鲁某周转。鲁某只用了20多天就归还此款，另付的3600元利息，被赵伍军偷偷揣进了自己兜里。

　尝到甜头后的赵伍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胆子越来越大，在之后不到2个月时间内又先后“借出”50万元、30万元给其亲戚，虽然这些资金不久全部收回，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2018年10月，为逃避责任，赵伍军在明知其挪用资金涉嫌违法的情况下提议，以“亲戚无偿捐赠给村集体音响一套”为由，伪造村干部集体研究的会议记录，掩盖事实、欺骗组织。

最终赵伍军、周廷干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对于该案背后暴露出的管理松懈等问题，该县监委还通过监察建议书等形式，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我们紧盯‘小微权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滨海县纪委监委保持惩治腐败高压震慑，查处了套取经费、截留资金、私设“小金库”、违规发放帮困款等一批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网络购物虽便利，纪律红线不能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又是一年“双十一”，又是一年网络购物盛会。随着电商平台的飞速发展，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种重要交易方式。但梳理近期曝光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到，少数公职人员没有把握住尺度，有的将网购作为套取公款的捷径，还有的索性在网上做起了生意。我们梳理了部分典型案例，警示公职人员在这场“消费狂欢”中严守纪律红线。

　　爱网购的二胎妈妈，把学校食堂当成了提款机

2019年4月19日，是浙江省永康市第三中学食堂工作人员潘春艳刚生下二胎的第9天，身在哺乳期的她心急如焚地来到永康市纪委监委主动投案。

“我不能再等了，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好久了，再不说就要错过投案自首的机会了，我要主动交代，请你们一定帮帮我！”潘春艳一见到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就开始交代。

2017年5月至2019年3月，潘春艳在永康三中食堂工作期间，利用负责学生食堂卡充值的职务便利，采用虚构电脑充值系统故障的手段，侵吞充值款48万余元，用于个人消费支出。今年4月她请产假生二胎，意识到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将很快纸包不住火，因此决定主动投案。

　　“潘春艳很爱购物，平时吃穿用很讲究，她随便买一件开衫都要两三千呢！”“她家孩子穿的用的都是网上代购的外国品牌，可舍得花钱了！”……调查人员从她的同事口中了解到，这位1987年出生的年轻妈妈平时是个超爱“买买买”的典型网购狂。

潘春艳工资不高，也无其他收入来源，但平均每个月都要支出上万元用于本人及孩子的开销，有的是通过代购商家买衣服和化妆品，有的是通过淘宝买生活用品，还有的是线上支付餐费和娱乐费用。

　“我喜欢浏览网络商家的朋友圈，每当他们上新品，就忍不住想下单。在这种购物欲的驱使下，我想到了截留食堂卡里的钱来供应我的个人开支。我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手，每个月都要去固定的微商网店消费，买的东西越来越贵，截留的钱越来越多，根本停不下来。有一次我给女儿买衣服，一口气就刷了2700元。无聊了要买，心情不好也要买，孩子惹我生气也要买，好像在‘买买买’的任性里，我找到了片刻的快乐和满足，也暂时忘记了生活里的琐碎和烦恼！”潘春艳说。

投案自首时，她以为挪用的数额是25万，但看到铁证如山的48万账单摆在面前，她才意识到自己花了那么多不该花的钱。密密麻麻的消费记录中，少则几十，多则上万，购买的物品五花八门，有的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楚到底消费在了何处。

接受调查时，潘春艳连说了四个“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亲朋好友。这些年如流水一样的网购支出，最后还是得由自己和家人来买单！

2019年10月25日 ，永康市纪委监委将潘春艳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用网购赚差价，副局长套取资金上百万元

　高雪梅是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教体文广局原副局长，与潘春艳热衷网购为自己“买买买”不同的是，高雪梅将网购作为了套取公款的“捷径”。

2017年12月，兴文县需要购买7套音响发放到乡镇，负责此项工作的正是高雪梅。她找到一家淘宝店，按照每台5千元的价格支付商家3.5万元。随后，她找人开了9.96万元的发票，并虚构合同和委托书到单位报账。

轻而易举赚到“差价”，让高雪梅尝到了甜头，她的胆子越来越大。

2018年，县发改局和县教体文广局牵头在全县101个村实施易地搬迁文化广场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县财政补助每个村20万元，项目内容包括文化广场硬化、文体设施的采购和安装等。高雪梅利用负责此项工作的便利，召集各乡镇分管领导开会，告诉乡镇领导篮球架、乒乓球台、宣传栏由县教体文广局统一采购，每个乡镇需在县财政补助每个村20万元的经费中返款1.4万元用于采购。截至案发，高雪梅从73个村收到102.08万元经费。

　但花到采购安装上的费用有多少呢？只有67.7万元。高雪梅自行在淘宝上找到山东某体育用品公司，购买了260个篮球架和50个乒乓球台，又在网上购买了100个宣传栏，总共支付了商品费用、运输安装费用67.7万元。为蒙混过关，她编造了施工合同、委托收款书，加盖了成都某体育用品公司公章并虚开了发票交给各乡镇。

还是在2018年，市文广局拨给兴文县73万元文化设施经费，高雪梅联系某公司开具73万元发票，虚构了73万元的采购合同。之后，她将虚拟的合同等资料交到县教体文广局报账。县教体文广局将73万元经费划拨给该公司，随后该公司分两次共转账72.99万元到高雪梅提供的银行卡上。

大钱敢伸手，小钱也不放过，高雪梅把“黑手”伸向了惠民书屋。在负责建设某惠民书吧工作中，她在淘宝上找到某公司定购400本图书，实际购买价1.3万元，但她要求该公司把购书款发票金额开成2.456万元。此后，她又联系该公司给某农家书屋定购400本图书，实际购买价1万元，要求该公司将发票开成1.78万元。

今年8月，高雪梅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以爱之名做“微商”，踩的是纪律红线

作为母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本无可厚非。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文广旅体局文化行政执法大队科员张某，和很多沉浸在初为人母喜悦中的新手妈妈一样，通过妈妈群、微商、代购等途径购物，做足宝宝了吃穿用的功课。但她借着这个由头，趁机做起微商生意，踩了工作纪律的红线。

2018年夏天，张某的女儿蹒跚学步，她想买一辆轻便好用的推车给女儿使用。看过一些推荐后，张某通过一个母婴群给女儿买了一辆口袋车，她也因此认识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宝妈。两个新手妈妈有说不完的话，一来二去，邻居宝妈极力推荐其加入代理，这样张某购买母婴产品也都能享受相对优惠的价格。张某想到自己正好有购买需求，就马上交钱入了代理，用于为女儿购买尿不湿、玩具等。有了一次次购物经验后，张某对母婴物品购买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因为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也会替朋友推荐和代买。

2019年2月左右，张某的爱人开始创业，考虑到张某了解母婴产品以及有相对低价拿货的优势，由其注册了一个微信号，用于发布婴儿推车、尿不湿和其他母婴用品等产品信息，对象主要集中在朋友、亲戚和邻居中。

起初，张某利用中午和晚上帮忙回复处理买家的留言和订单信息，但有时买家也会在工作时间咨询、下单，张某怕买家等太久耽误生意，看到了也会回复和处理订单信息。由于商品本身金额不高、数量不多，且张某认为自己只是帮着丈夫处理些客服工作，心态上逐渐放松，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违反了纪律。

今年4月，拱墅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收到“张某工作时间做微商”的问题线索后，迅速进行查证，很快核实了张某存在参与其配偶许某微商经营活动的情况。鉴于情节较轻，张某认识态度好，由所在单位党委对其进行谈话批评教育，并责令其作出检查。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公职人员在享受网络购物便利的同时，必须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恪守纪律红线、坚守道德底线，不越雷池、不踩红线、不越底线。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被“解绑”的加油卡

“多亏了纪检监察组的有效监督，及时发现了我们局里工作中的问题，挽救了我们的干部，同时警醒我们要健全完善制度，坚决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局长于立东在收到派驻纪检监察组送达的监察建议书时，诚恳地说道。

今年6月，通州区纪委监委第八派驻纪检监察组在对监督单位公车使用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时，发现区民政局下属单位的一张尾号2374的公车加油卡存在加油异常的情况。

　“一辆老式本田小客车多次出现连续加油、节假日当天也在加油的情况，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经过认真分析研判，纪检监察组的同志一致认为，这里面可能存在违纪行为。

制定工作方案，纪检监察组立即组成核查小组，履行审批程序后对此问题展开初步核查。通过查阅资料、实地核查、比对行车轨迹等，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该下属单位负责公车管理的副主任姚某涉嫌“私车公养”问题。纪检监察组决定对姚某开展谈话。

　“你单位有辆公车3月17日、18日出现连续加油是怎么回事？”纪检监察组组长刘丰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哦，我们单位的用车习惯是用车后及时加油，这事我们向局里作过说明。”姚某语气平缓，理由似乎很充分。

　“6月7日，也就是端午节那天，有出车记录吗？给车加过油吗？”刘丰话锋一转又问道，“这张公车加油卡有没有给私家车加过油？”

姚某停顿了一下，“没有……”

“这张加油卡有明显的异常，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定是要弄清楚的。”刘丰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再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遗漏些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十几分钟后，姚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种事早晚是要暴露的。我家里有2辆车，一辆在我名下，一辆在我爱人名下，我用这张加油卡给自己的私家车加过几次油。”姚某低下头接着说，“平时单位公车不在的时候，我就开自己的车去办公事，又拿不到补助，久而久之心里就不平衡了，产生了拿公车加油卡给自家车加油的想法，想补偿补偿自己的损失。”

经过纪检监察组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姚某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彻底说明了情况，还主动交代了另外十几笔违规加油款，金额共计4068.98元。

2019年10月，通州区监察委员会给予姚某政务记过处分，区民政局党工委对其作出了予以免职，保留八级职员待遇的组织处理。

案件虽然告一段落，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姚某之所以能用公车加油卡给私家车加油，皆因其在日常工作中，既管公车又管公章，他拿着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和相关材料，私自办理了该张加油卡与对应公车车牌号绑定的“解绑”手续。

　　据此，通州区纪委监委第八派驻纪检监察组向区民政局发送了监察建议书，要求展开对公车管理使用情况的自查自纠，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全面整顿机关干部作风，加强对履职行为的监督管理，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

　　“这起‘私车公养’案件背后反映的，是当前仍然有极少数干部存在侥幸心理，利用手中的权力，绕过制度的约束，顶风违纪甚至违法。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绝不姑息。”通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郑宇表示，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持续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